记五四前后一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

记五四前后一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是指约从1915年到1925年，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西学论者同以上述人物为代表的复古守旧派文人之间关于东西文明比较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守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清末以来中学西学之争的继续。论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至20年代初，论战内容集中于比较东西文明的优劣和关于东西文化能否调和的争论，第二阶段是20年代初至1925年，论战内容主要是科学与玄学之争论。
    1915年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展开对西方文化的宣传和对东方精神文明、国粹的猛烈进攻。《东方杂志》主编伧父（杜亚泉）等为代表的守旧文人为了保存捍卫国粹，反对西化，同陈独秀进行激烈交锋，从此拉开东西文化论战之幕。
    1916年10月，杜亚泉以伧父笔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一文，认为：中国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以静制动，正得其宜。西洋文明浓郁如酒，，中国文明淡白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中国文明粗粝如疏，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与疏疠之。因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
    稍后，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他指责新思想自西方输入，“直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破坏了以儒家思想为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造成“国事丧失”，“精神破产”，“人心迷乱”。他认为；精神文明之优劣不能以富强与否为标准，西洋人在“物质上虽获成功”，但“其精神上之烦闷殊甚”。相反，中国社会在物质上抱“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但是在精神上我国“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正者”，他强调把西洋学说，融会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他说：“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线，以吾国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而他们所谓的固有文明则是“君道臣节”，“名教纲常”。
    他们对《新青年》宣传的人格独立，人权平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非常反感，攻击新文化是输入“猩红热和梅毒”，西方的“主义主张，是犹望魔鬼之接引以入天堂。魔鬼呼，魔鬼呼，汝其速灭！”
杜亚泉当时是《东方杂志》的主编，他的文章1918年4月发在该刊15卷4号。接着在6号又刊发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一文，认为西洋文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功利主义，于中国文明危害最大的也是功利主义，在他看来，功利主义最大的罪状是崇欧美而败先贤。
1918年9月与1919年2月陈独秀连续发表了《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与《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两篇著名的文章，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认为保存中国固有文明与国基，能否使中国适应20世纪之生存而不消灭？”对儒家文化与儒家国基，倘忧其丧失，忧其破产，而力图保存之，则共和体制之下，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当作何解？谓之迷乱，谓之谋叛共和民国，不亦宜乎？西洋文明于物质生活以外，是否亦有精神文明？而我国除儒家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以外，是否决无其他文明？所以，不能说西洋文明只注重物质文明，弃置精神文明。如果强以儒教统一中国，我国固有之文明是否会免于混乱矛盾？将儒教现行无君主之共和政体，如何处置？由此而谈，“孰为魔鬼，孰为陷吾人于迷乱者？孰为谋叛国宪之罪犯？”不是很清楚吗？
陈独秀强调：中国固有文明是君主专制时代文明，在当时自有相当的价值，不能否定。但决不足以支配现今之社会。在民主共和国体下，坚持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甚至要以强有力主义压倒一切主义主张，那只能是反对民主共和，使社会倒退。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又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他从三方面阐述了东西民族根本之差异和优劣：第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好战健斗，力抗艰难，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爱和平，尚安息，恶斗死，宁忍辱。陈独秀认为这些不同的民族特点是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是东方民族的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第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是个人主义之民族，他们追求个人自由平等，谋求个性之发展。而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其特点是尊家长，重阶级，故教孝；宗法社会，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他损害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息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第三，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少，很少有以感情为法损利之事。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形成家庭人伦关系，以感情为本位会形成许多恶风，对社会造成极坏影响。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受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因此，西方文明肯定比东方文明先进。
1917年4月李大钊发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8年7月又发表了《东西文明之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固然把两种文明概括为静与动的区别，即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但是，他认为两种文明区分的根源是复杂的，不仅有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更重要的是东西民族之祖先其生活之依据不同。东方生计”以农业为主”，西方生计以“工商为主”，由于两种经济生活的区别，从思想、哲学、伦理、政治等方面的具体差异，这两种文明进化到了今天，我国“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西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实属优越之域”。整个社会决不是以静为基础，而是出现了“动”的潮流，例如，“火车、轮船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不能不用，个性自由不能不要求，代议制不能不采行，凡此种种，足以证明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在“动”的潮流面前若“守静的态度，持静的观念，以临动的生活，必至人生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粉碎”。他指出：“盖以半死带活之人，驾飞行艇。使发昏带醉之徒，御摩托之车，人固死于艇车之下，艇车亦毁于其人之手。以英雄政治贤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肃静无华、唯诺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议政治，以万事一系、一成不变之观念运用自由宪法，其国之政治故以杌陧不宁，此种政制之妙用亦必毁于若而国中。”当今是须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
李大钊要求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并不是不讲国情，主张一切西化的观点，而是要以自身之短学别人之长，坚决反对盲目外。主张中国应当吸取西洋先进文明的特长，这并不是说中国文明一无是处。他对孔子的态度是：第一，孔子生于春秋末期，由于时代的变迁，根据当时条件产生的一套伦理学说，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第二，孔子已被历代统治者改铸成专制君主的“护符”，成为保护君主的政治偶像，“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君主，即雕塑之偶像的权威，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第三，如何继承和发扬孔学中的价值，“惟取孔子之说以且益其自我之修养，而不是奉其自我贡献于孔子偶像之前”。后来他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之原因》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阐明孔子学说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最后“归于消灭”的历史必然性。
从历史文化的总趋势来看，李大钊主张，决不是以中国儒学来统整世界文明，而必须是东西两种文明各“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东洋文明，应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西洋文明，宜斟酌抑制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这样，“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彩、发育完成之一日”。